不去想别人的看法，旁人的话不过是阳光里的尘埃，下一秒就被风吹走。这是你的生活，没有人能插足，除了你自己，谁都不重要。走自己的路，激发生命所有的热情，让自己活的更精彩!

　　在知道新生代生殖中心的医疗服务基地后，才明白他的业务只是中国庞大地下助孕产业的冰山一角。“曾总，您就是送子观音的化身!”这是一位母亲发来的报喜信息。就在此前一刻，她的孩子刚刚出生。只不过，这名婴儿的身世有点特殊：一个提供了健康的卵子，另一个用子宫孕育了他，孩子是通过代怀孕出生的。收到这条微信的时候，曾总正在和客户谈话。他慢慢地回了一句话，“赠人玫瑰，手留余香”。这位现年43岁的新生代生殖中心是国内最早从事代怀孕服务的那批人之一，通过搭建委托人和爱心妈妈之间的联系赚取服务费。新生代生殖中心亲历了这个隐秘而庞大的地下产业从无到有的过程，截至目前新生代助孕中心已经出生了众多新生婴儿。并努力拓展疆土成为地下助孕的标杆。

　　办公室里，曾总正坐在椅子上。在他身旁，一位中老年妇女望着他，眼神里满是恳求。她叫刘芳(化名)，武汉本地人。前段时间，刘芳陪着女儿、女婿一起来签合同。女儿今年29岁，先天因素属于幼稚子宫。从前两年开始，刘芳夫妇就一直催女儿女婿要个孩子，他们找生殖科医生问过，回答是“体质不能生育孩子”。失望之余，刘芳替女儿选择了代怀孕。这次，她是来和曾总商量如何用促排卵药的。

　　还差一天，刘芳的女儿就要进入排卵周期了。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的第一步就是促排卵。在获取高质量的卵子之后，才能在实验室里使其与精子结合并培养成胚胎，再植入母体的子宫。刘芳是在众多代怀孕网站上找到曾总的电话，交谈中新生代生殖中心说道，“另一方面讲，从事的是爱心公益事业。”她记住了曾总的这句话。

　　大多数寻求dy治疗的患者的共性是，卵巢仍能排卵，但子宫有问题，需要借别人的子宫。助孕技术出现以后，很多医院将其视为巨大的商机，一时间，纷纷开展这项业务。但争议也随之而来，很多人认为，代怀孕挑战了传统生育方式与社会道德观念，带来的伦理与管理问题是当时的体制与政策所不能承载的。

　　基于此，国家卫生部2001年颁布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应当在医疗机构中进行，以医疗为目的，并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伦理原则和有关法律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dy技术。

　　然而，随着不孕不育人群的逐渐增多，像曾总这样的私人dy公司开始出现。原本在医疗机构被明令禁止的代怀孕，纷纷转入地下。刘芳眼前的曾总个头挺高，小麦色皮肤，耳垂很大。看起来还是比较面善，笑起来脸上若隐若现地还会有梨涡。

　　所有的费用都是由刘芳老两口支付的，这花掉了他们一辈子的积蓄。他们觉得愧对女婿，“你说如果我女儿得了其他什么毛病，比如说心脏不好，我们还能跟亲家说。可是这个先天缺陷，我们怎么开口?女婿很优秀，对女儿不嫌弃已经不容易了，我们愿意出这个钱。”

　　按照《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的规定，聘请医务人员进行dy手术，是不允许的，更何况曾总没有经过任何资质审批。对于一个医生，每年需要支付上百万的工资，这还是保守的价格。新生代生殖中心也越来越低调，他时刻都很小心。害怕一旦不小心被曝光，一切投入就打了水漂。送走了刘芳，又见了另一个年纪大的客户。对方大概50岁，属于失独家庭，二老心脏不好，且年纪大了不能生育，也不具备促排取卵的条件。她希望曾总能帮自己找到一名捐卵者和一名爱心妈妈。用丈夫的精子，借卵结合孕育成胚胎，移植到爱心妈妈的肚子里。这位客户苦苦哀求着，曾总最终答应了可以做尝试。

　　在现行的法律法规框架下，曾总需找着变通的路径，为巨大且强烈的代怀孕需求市场服务，光暗之间，从2009年发展至今，他建立起属于自己地下靠谱的正规助孕产业。与客户见面签订协议是杨的规矩，如果实在无法面签，也要进行视频会话。他把这一条写进了他的协议中：请客户注意，一切以当面签约或者视频签约核实为基准!后面还特意打了感叹号!曾总说，自己是被逼得没办法才立下这规定的。公司刚成立之时，名字用的是惜缘。但是随着时间推移，董事长发现业内有很多同行会借用这个名字，重名太多了。许多客户被提及时分不清具体哪家，为了明确区分开来，于是专门成立了万尚仟喜以便区分开来。从2009年开始从事助孕到现在，国内的私人代怀孕市场发展迅速。据他估计“从业者有上千人，鱼龙混杂”。他明白树大招风，所以才越来越想低调点，从而也越来越谨慎。在这种情况下，有不少人打着他的旗号行骗，冒充他公司的员工或仿建他的网站。

　　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曾总在该行业的地位与生意的火爆。在此次来上海之前，已辗转上海、北京、广州、深圳、佛山、厦门、温州、泉州、福州、郑州等多个城市，见客户、谈业务、应酬，每天晚上回到酒店都超过11点。参考上世纪90年代的调查数据：育龄人群中的不孕不育率仅为3%-5%，低于发达国家5%-8%的比例。然而，人们尚未意识到，中国的不孕不育人群正在迅速增长。2009年，由中国妇女儿童事业发展中心、中国人口协会共同发布的《中国不孕不育现状调研报告》称，中国育龄人群的不孕不育率已经攀升到12.5%至15%，接近发达国家的比率。不孕不育者以25岁至30岁人数最多，呈年轻化趋势。越做越大以后，每当有客户问起公司名字由来的时候，董事长让员工对客户这样说：“助您圆梦人生，心上万千欢喜”，“诚信至上，口碑天下”是万尚仟喜对所有意向客户的服务宗旨。“能够帮助万千不孕不育家庭获得新生儿是我一生的荣幸”曾总如是说，为爱延续，让家圆满，相互成就的同时也是皆大欢喜!万尚仟喜的初衷就很好诠释了这个理念。

　　如今，当年仅有曾总和他爱人一起的个人公司已经慢慢打造成一个“地下产业链”：客服接待客户，后勤人员负责代妈的生活保障，每个人都在产业链这条线上有着各自的分工。为了保护隐私，很多有代怀需求的人喜欢在网上投石探路。在网上投入方面，曾总很舍得花钱。就拿信息流投入来讲，一个月就需要十几万。”熟人介绍也是一种渠道，而这一般也需要支付高昂的介绍费。据一位业内人士介绍，“多的时候，他们付过2万元的介绍费。”从各家医院的生殖科合作已经是常见的手段，“业务员常去医院跑谈合作。曾总现在要做的，就是在协议书上签字。“每个星期都要签单。”他想对具体数字的保密，但又没忍住说漏嘴。将潜在的客户与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捐卵者、捐精者、爱心母亲等各个方面联系起来从中赚取利润。

　　被暗访咨询调查时，对记者说，“没做违法的事情，不干坏事，法律规定医疗机构和医务从业人员不能做代怀孕，处于灰色地带。但是目前巨大供需市场，失独家庭，始基子宫患者，卵巢早衰患者多为这一类不孕人群想想，换位思考下，又没有说民间不行。”随着媒体对dy关注度的增加，曾总发现，越是公开告诉别人我在做什么，相关部门反而觉得没有惩办依据。默默无闻，却容易受伤害。特别是一开始没有资本，也没有背景，只能选择公开。”曾总统计了一下，到目前为止，他总共接受媒体采访近十次。媒体报道除了给杨带来“安全”之外，还增加了他的知名度。越来越多的客户在看了报道后找到他要求哪里可以代怀孕。让他更没想到的是，客户多了之后，好的医生也愿意从正规医院的生殖中心出来兼职。尽管法律规定“合法医疗机构开展限制性的执业活动，例如开展代生活动、擅自进行性别选择等情况但相比每单数十上百万的报酬，这样的规定就显得毫无约束力。曾总说，“有人说代怀孕违背伦理，除了这些不靠谱的话，他们也说不出来什么。”

　　如今，曾总的业务已经在全国开枝散叶，在北京、深圳、武汉、郑州、重庆、成都、南京等地都设有办公室分点。这些公司隐匿于电商、服装、打印服务之中。新生代助孕中心的Logo是一个孕妈抱起宝宝的图案，有着好孕的寓意，也能代表“观音送子”的含义。每年5-6月，是杨最忙的时候，上一年年底签约的要开始启动，新客户一般也会在这个时候找过来。曾总不仅在不孕不育人群与代妈之间搭建了桥梁，还拥有自己的无菌实验室，能直接操作dy移植相关的手术，这是其他小中介远远竞争不了的地方。

　　曾总会将客户进行分类。第一种是职业女性，这是最常见的类型。“她们多在大城市生活，年龄大多在30多岁。哪里有dy有的人曾经怀孕过但考虑到事业发展选择了流产，后来演变成习惯性流产，子宫也出现问题;有的则是年龄大了，卵巢功能不好，甚至出现卵巢早衰现象。”这样的客户往往会抱着厚厚的病历来，一边翻给工作人员看，一边讲述他们看病的艰辛历程、身体遭受的折磨以及家庭、社会造成的压力，不乏有人痛哭流涕。“也有很多是早年立志做丁克，20岁不生，30岁也不生，到了40岁想生却发现已经生不了。”

　　第二类为失独家庭。失独者多数已经丧失了生育能力，需要帮忙寻找捐卵者。“这些人基本上五十多岁，也有六七十岁的，孩子出意外后，工作也不做了，找我们一心一意生孩子。”根据全国老龄办发布的《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2012年，中国失独家庭已超百万个，每年新增7.6万个失独家庭。当年，人口学家预计，中国失独家庭未来将达1000万。

　　在曾看来，失独家庭的客户一般都比较挑剔，看了一个又一个供卵女性，不是不满意相貌、身高，就是嫌学历低。有一对父母光是挑捐卵者就挑了半年，看过不知多少人。“有的要求供卵者身高165甚至168公分以上、气质好、长得要跟明星一样、重点的名牌大学毕业，比找老婆要求还高;有的就想生个跟原来女儿、儿子一样的孩子。比如原来是女孩，代生就指定要生女孩，是男孩就一定要生个男孩。”

　　从2016年二胎政策到2021年的三胎全面放开政策，另一方面其实也为杨贡献了不少需求。“很多是跟我年龄差不多的人，原先是政府公职身份，想多要一个孩子不敢生，现在放开了，身体条件却不行了，只能找我们。”曾总也经常会碰到非常传统的家庭，第一胎是个女儿，一定要生个儿子，“尤其是广东、福建还有河南及山东这些地方，不生儿子或者家里不生三四个都让人瞧不起。”此外，一些特殊群体也在他的业务范围内，比如同性恋群体，“来找我们的多是男同，素质都很高。”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不孕不育基地等机构发布的《2012中国不孕不育患者需求调研报告》则指出，“调查人群中，一年不孕不育发病率为10%，两年不孕不育发病率为15%，10年内无子女占25%。就诊年龄最小的23岁，最大年龄40岁。” 曾总说，“每个月联系我们想助孕的意向客户，都在以火箭般地速度在增长，每年的增幅约有30%。”不孕不育患者是dy产业的刚需群体，随着这一群体的增加，私立助孕机构的从业人员也在急速增长。《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指出，中国约有几百家提供dy服务的公司，成规模的约有一二十家。狂飙的还有价格。竞争激烈起来。监管的真空助长了这一行业的畸形繁荣。由于代怀孕在中国是法律的灰色地带，没有任何规则来规范这些地下dy中介的经营活动。“行业内很多都还是手工作坊，兄弟店，找个地方就做。”

　　实际上，辅助生殖技术是高精尖的医疗技术，需要配备全套医疗设备，包括试管婴儿操作台、显微镜、胚胎培养箱、胚胎储存室、操作床等，如果纯进口，这笔价格不菲。整个操作过程需要在无菌常温实验室进行，这要求医院必须装配有百级层流操作系统，以保证成功率。曾总说，在他武汉的无菌实验室，光层流设备就要五百多万。

　　参差不齐的行业现状，这令很多国内代怀孕机构的手术成功率难以得到保证。“很多客户没有那么多的钱，就会选择到便宜的机构去做，最后孩子没生出来，钱也打了水漂。”新生代生殖中心说，没有强大的技术背景和雄厚资金实力支撑，很多机构都只是昙花一现。这是一个很明显存在买卖双方，而且有金钱交易的行业，但是没有人承认他们正在从事商业交易。这一点，在曾总身上尤甚。“我们是爱心事业做公益。”无论是公开面对媒体，还是面对每一个客户，他都是如此表示。在前段时间，一位太原的客户借卵12万元补偿费用没有到位，尽管第二天就要取卵，男客户需要排精，曾总还是不假思索地拒绝了他们对胚胎成型后就移植进代妈子宫的请求。“你们的钱只要一到位，就立马移植。”曾总表示，“这个行业如今已经是传统行业，产业化了，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地下。” 的确，这个巨大生产已经被细化成一条分工明确的产业链：有中介负责寻找爱心妈妈;供卵市场也有专门的从业者，争相在互联网上发布招聘信息;还有人提供助孕手术所需的各种医用器械。只不过，这个与个人隐私紧密相关的行业，一直在常人注意不到的角落里隐秘地运作着。国内助孕公司对孕妈的要求并不复杂：23-32周岁，已婚，生过孩子。“如果没生过孩子，万一剖腹产，自己再想要孩子，要隔3年，风险较大。”公司一名后勤人员解释说。由于需求大，爱心妈妈供不应求。“爱心妈妈很多来自湖北、四川、贵州、云南、江西等地的农村，其实哪里人都有。”赚了钱就回家盖房子或做生意。“有人生了一次，回家做生意做不下去，就又出来做，生两三次的都有。”

　　胚胎移植成功后，等待孕妈的是75天的黄体酮注射。黄体酮是孕激素，是一种常规的保胎手段。黄体功能不全会导致妊娠率下降，流产率增加。作为试管婴儿操作的最后一步，用黄体酮来帮助胚胎着床和保胎大约为三个月左右。每天，都会有护士过来给陈芳打针。黄体酮针是一种油剂，推起针来很慢，会很疼。而且随着注射次数的增多，皮肤吸收变慢，注射会变得越来越痛苦，很多爱心妈妈的臀部会红肿疼痛、结硬块。在100多平米的房间里，孕妈的生活被支配着。她们需要由后勤人员来安排基本的生活。助孕协议用几个“不得”和“必须”将孕妈的行动掌控在一定范围内，他们有向家人通电话的权利，但不得告诉任何人关于居住地的详细地址，不得带任何人进入居住地，不得与未经需求方同意的任何人见面。

　　在移植前，爱心妈妈被要求每天外出累计时间不得超过4个小时，21点前必须回居住处;移植以后的半个月内，除上厕所，必须卧床休息，吃饭均需在床上进行，其间不可以洗澡;怀孕3个月后，除了定时散步和产检外不得外出，22点前必须就寝。如果违反，要接受相应的处罚。孕妈还需要配合客户的要求进行胎教，例如听音乐、锻炼、看书。也有客户会给孕妈单独租房子，每天陪着，直到待产。一位中介人员曾遇到一件事。一次，他手下的一个孕妈给她打电话，“把我接回去吧，我要累死了。”沟通后才知道，客户要求爱心妈妈每天早上起床念英语，中午磨墨写字，文化水平不高的代妈说“不会写”，但客户不依不饶，“你只管写，乱画都行。”有时妊娠反应严重，孕妈会没胃口。保姆给她熬鲫鱼汤，浓白的鲫鱼汤端到面前，她却怎么都喝不下去。“但喝不下去也要喝，胎儿没有营养长不好，我们做这个，也想保证成功。”曾总的协议里写着，如果产检发现胎儿小于正常范围，会扣除不菲的佣金。“发现偏小以后，产检过程中多次发现胎儿偏小，每发现一次扣dy佣金5000元。甲方保证其生养的婴儿不得轻于2600克。每少于50克，甲方的助孕佣金减少2000元”。

　　事实上，生育本身就是一种充满风险的行为。医学研究表明，孕妇在孕期及生产时，可能会面临妊娠合并心脏病、羊水栓塞、子宫破裂、大出血、感染等数10种风险。除了以上风险，孕妈还要承受药物损害、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等在内的更多风险和伤害。

　　二零一五年底，《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订表决期间，新生代生殖中心可谓坐立难安。当时草案打算将“dy条款”写进《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并在第35条规定：“禁止买卖精子、卵子、受精卵和胚胎，禁止以任何形式实施代怀孕”。国家卫计委希望通过此举将代怀孕这一事情上升到法律的层面。这被外界视为国家层面将对代怀实行全面管理的标志。“如果禁止代怀孕被写进《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那就意味着，地下代怀孕将不再是灰色地带，而是违法行为，有法律依据了。”曾总密切地关注着。结果到了最后一天，表决稿删除了“禁止dy”的条款。二零一七年春节刚过，国内有关代怀孕合法化的讨论又成为热门话题。多年以来，每当有关于代怀孕法规制定的动态，曾总都格外关注。历次有关这一问题的公开讨论，甚至让他所处的整个助孕行业都很紧张。

　　温馨提示：目前国内dy不合法，所以是禁止dy。近年来卫生部门结合群众及相关媒体暗访的密切合作，公示了一些从事dy违规活动的事项。下一步，依然将继续严厉打击代怀孕违规行为，保障群众获得安全、规范、有效的辅助技术服务，为社会做贡献。